最高院裁判要旨：“当事人在正常商业环境中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许可使用费等交易价格，通常不足以弥补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因此，在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一般需要在正常可比交易价格基础上适当上浮作为补偿性赔偿的数额或者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国信黄埔分所主任安艳宾律师和国信总所同事周小鸣律师代理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诉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的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入选了人民法院案例库。

该案件经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侵权，并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加重侵权方责任，最终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四倍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了权利人诉求。

该案例涉及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问题，对于认定恶意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并将极大地鼓励创新，助力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原告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是“LIBNET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软件的著作权人，其与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OEM合作协议》，约定授权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为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为安徽省内唯⼀OEM合作商，双方之间达成了安徽省地域范围内由被告独家代理经销原告软件使用权的合作关系。2020年2月9日，双方代理关系终止。

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发现在双方代理关系存续期间和代理关系终止后，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破解涉案软件的授权端口，并销售给多个未经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授权的用户使用。安徽图书公司所销售软件的登录页面、用户界面、使用方式、源代码均与广州计算机公司软件相同。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认为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涉案软件著作权的恶意侵害，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惩罚性赔偿共计80万元。

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时，要注意避免将当事人在正常契约场景中基于意思自治和真实意愿达成的优惠交易价格，直接照搬作为在侵权场景下交易一方针对相对方实施侵权行为的赔偿计算标准。

本案中，涉案协议中约定“合作价格体系参照目前市场报价的3折出货”，是建立在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维持正常合作关系的前提之下，双方就交易优惠价格所达成的约定。

在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持续实施故意侵权并由此导致双方合作互信基础破裂后，如果对其依法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仍以之前协议约定的优惠价作为计算赔偿数额的标准，显然既缺乏合同约定基础，也违背被侵权方承诺上述优惠交易价格的真实本意。一审判决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时，以正常合作情况下的授权优惠折扣价作为确定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计算依据，既无法充分实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置目的，也极易诱发道德风险。

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中确认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未经其许可所开设的分馆数量为70个，协议附件明确约定“集群模式”项下每新增一个分馆需要支付5000元授权费，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而未能收取的授权费金额为35万元（5000元/个×70个=35万元），该数额系涉案侵权行为给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造成的有据可查的实际损失，可以作为本案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根据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侵权主观过错程度和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程度，本案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可确定为四倍。据此，即使在不考虑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的合理开支数额的情况下，仅经济损失赔偿一项，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即已经可以对安徽某图书有限公司主张140万元（35万元×4=14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因此，广州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80万元（含合理开支）的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得到全额支持。

当事人在正常商业环境中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许可使用费等交易价格，通常不足以弥补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因此，在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一般需要在正常可比交易价格基础上适当上浮作为补偿性赔偿的数额或者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安艳宾   律师

国信信扬（黄埔）律师事务所主任

国信所疑难案件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擅长领域

知识产权、投融资业务、民商事诉讼、法律顾问等

社会任职与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