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第十条规定，“实践中还存在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而陷入错误认识的辩解。如果上述辩解确有证据证明，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但应当对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及其出具过程进行查……”。在本案中，政府部门明知某洞东采区无证开采，仍然牵头开展开采活动并予以协调。参照上述规定，案涉无证采矿行为人因信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陷入了采矿行为合法的错误认知，故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同时，辩护人在辩护词中列出了所有能证明本案是当地政府默认、许可、帮助下实施的非法采矿行为的证据。

（1）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13号《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对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作了释义，即“非法”买卖指“违反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擅自购买或者出售毒害性物质的行为”，也就是说构成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既要满足违反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规定，也要满足“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这一要件，二者缺一不可。本案“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与上述指导性案例中“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属于不同的罪名，但是这两个罪名均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属于同一法条项下的上下两款，后一款“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已有指导性案例明确“非法”的定义包括“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那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同一法条下的前后两款规定对于“非法”的定义应当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也应是该条前款“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中“非法”的构成要件之一。本案中，东某公司、姜某、姜某某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开采煤炭资源所购买的火工品，系经过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审批同意，因此不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

（2）尽管本案在爆炸物运输、储存环节存在不规范行为，但这些行为至多属于行政违规，行政处罚足以进行规制，不应认定为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罪。

本案不构成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建议将伊某某、尚某某、张某、伍某某的罪名变更为非法采矿罪（四人为非法采矿提供帮助，系从犯），全案仅按非法采矿罪定罪量刑。这一意见主要针对二审若改判不构成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时，避免对伊某某、尚某某、张某、伍某某应否作无罪处理产生的巨大司法阻力。

本案不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但构成运输、储存爆炸物罪。鉴于一审公诉机关未指控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仅认定其为“多次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行为。即便构成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量刑为四年有期徒刑为宜。又鉴于非法采矿行为与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行为构成牵连犯，根据从一重处断原则，对姜某、姜某某应择一重罪判处。综合全案，认定东某公司、姜某、姜某某犯非法采矿罪为宜，对姜某、姜某某非法采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一意见，主要解决若二审法院认为不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但构成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罪时，对姜某、姜某某在量刑上也可以做大幅度减少的问题。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对其非法采矿行为的默认、许可不能必然导致被告人陷入违法性认识错误，亦不能排除其刑责。但本案之所以发生，系事出有因，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亦应当承担相应管理责任，综合考虑可以对上述人员从轻处罚。一审判决已综合考虑以上情节，对各被告人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和国家对爆炸物的管理秩序，即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以及国家对爆炸物的相关管理规定。所谓非法买卖，客观方面应表现为违反国家对爆炸物的管理法规，未经有关部门允许，私自购买或者出售爆炸物的行为。而本案中，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可证实，本案开采煤炭资源所需火工品，经过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审批同意，该购买行为并未违反国家对爆炸物的管理法规，相关爆炸物亦用于矿产开采，与通常私自制造、运输、买卖爆炸物不同，并未对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造成危害。而对矿山企业在实际使用爆炸物时是否违反爆破一体化要求，未能规范操作爆炸物，应当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不宜以刑事手段评价。一审判决以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定罪处罚不当，应当予以纠正，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张某，原审被告人伊某某、尚某某、伍某某定罪的问题，本院认为，张某、伊某某、尚某某、伍某某四人运输爆炸物的行为属于非法采矿的帮助行为，一审对其以非法运输爆炸物罪定罪系法律适用不当，二审应变更罪名为非法采矿罪，且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根据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对以上四人调整罪名后不予判处罚金。